密码朋克精神正在消逝，但尚未终结

在祖父去世前不久，他曾说过一句我当时觉得有些迂腐、甚至略显可笑的话：“我不信任银行，也不想让它们知道我怎么花自己的钱。”彼时的我嗤之以鼻，心想这不过是老一辈人无谓的偏执。然而多年后回望，我才意识到，他或许早已洞悉了数字时代最核心的危机——隐私与自主权的丧失。

祖父成长于战时伦敦的贫困环境中，对金钱的极度谨慎已融入他的骨髓。他将毕生积蓄藏在家中的各个角落：书页之间、衣柜深处、床垫之下，甚至墙内暗格。这种行为看似古怪，实则源于一个朴素信念：**我的钱，应由我自己掌控**。如今，在数据被大规模采集、身份被强制绑定、交易被全程追踪的时代，这种“过时”的做法反而折射出一种先知般的清醒。

从物理隐匿到数字主权：隐私观念的百年变迁

1950年，伦敦司机哈里·威尔科克（Harry Willcock）因拒绝向警察出示身份证而被捕。彼时英国仍沿用二战时期推行的身份卡制度，但民众普遍视其为对自由的侵犯。最终法院裁定该制度滥用职权，身份卡被废除。那个年代，**隐私是默认状态**——现金支付不留痕迹，交谈无需录音，出行不被定位。即便有记录，也多为纸质档案，彼此孤立，难以交叉比对，法律界称之为“实践性模糊”（practical obscurity）。

监控的廉价化与常态化

如今，情况截然不同。数字监控不再昂贵或困难，而是自动化、规模化、商品化的日常操作。我们的浏览习惯、社交关系、消费轨迹乃至生物特征，都被平台与政府持续收集、分析、交易。正如祖父所担忧的那样，**我们正生活在一个“无窗帘的世界”**——即使你没有做错事，也被要求时刻暴露在聚光灯下。

“你家里有窗帘，对吧？”——Susie Violet Ward，Bitcoin Policy UK 首席执行官

密码朋克的核心信条：隐私≠秘密

1993年，埃里克·休斯（Eric Hughes）在《密码朋克宣言》中写道：“隐私对于电子时代的开放社会至关重要。隐私不是秘密。私密之事是你不愿全世界知晓的事，而秘密之事是你不愿任何人知晓的事。**隐私是一种选择性地向世界展示自我的权力。**”

这一区分至关重要。使用加密货币混币器（如Tornado Cash）进行匿名捐赠，并非为了掩盖非法行为，而是行使基本的财务隐私权。当Vitalik Buterin因使用混币器遭质疑时，他仅以一句“隐私是正常的”回应，道出了当代最被误解的常识。

自我主权的全面退潮

隐私的消亡伴随着“自我主权”（self-sovereignty）的同步萎缩：

• 身份控制权丧失：几乎每次与中心化服务交互，我们都需提交身份证明，重现“请出示证件”的威权场景；
• 数据所有权虚置：尽管有“被遗忘权”，但删除数据仍需用户逐一向每个平台申请，效率低下且效果有限；